2019年9月1日晚间CCTV-2在《经济信息联播》栏目中播出了《汉服行业观察》节目，末尾采访了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染织服装艺术设计系教授李薇，表达观点是：“我们继承的可以是形式，但是我们更多应该继承的是它的精神。”
无疑李教授是正面和积极的立意，同时也是在肯定汉服运动的有益价值。只不过这种观点比较有代表性，值得深入讨论。该观点有一定的普遍性，归纳起来，大体可以表述为：汉服只是一种外在的形式，复兴汉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继承传统文化的精神。或者说，复兴汉服，并不一定就能继承传统文化的精神。
”针对社会上这种观点，本文从四个层面进行辨析。
该观点将“传统文化精神”视作了一个先验的存在，是一种可以直接获得和感知，甚至被继承的客体。
精神，是抽象概念。《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认为：“从根本上说，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实践决定认识。” 每个人都是通过感觉器官来接收外界信息，是通过特殊性来感受抽象性。抽象的概念是不能被直接感知、直接体现的。“在实践的基础上，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再从理性认识到实践，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直接抛出一个抽象的概念，不经过任何媒介，如何让人“继承”精神？
体现和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路径千千万万条，复兴汉服是追求“精神”的一种路径和手段，而其本身也是“精神”的具象和体现。
纵观中国历史，并不存在一个超然的“精神”本体，无论是道、天、理、气……都不是人格神和全能神。
李泽厚在《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论述道：“在中国哲学中，天不大而人不小，‘体’不高于‘用’，‘道’即在‘伦常日用’‘工商耕稼’之中，‘体’‘道’即是‘伦常日用’、‘工商耕稼’本身。这就是说，不舍弃、不离开伦常日用的人际有生和经验生活去追求超越、先验、无限和本体。本体、道、无限、超越即在此当下的现实生活和人际关系之中。‘天人合一’‘体用不二’都是要求于有限中求无限，即实在处得超越，在人世间获道体。”
衣服是“伦常日用”的重要内容，复兴汉服即是一种在“伦常日用”中追求和继承传统文化精神的“实践理性”。
仔细观察汉服运动的主要场景，在于节日庆典如端午中秋等、在于人生礼仪，如冠笄婚礼等、在于功能应用，如摄影表演等、在于日常应用，如逛街购物等。以上相关资料连篇累牍，数不胜数，都是人们将汉服“实用化”的实践行为，甚至在部分区域，形成了“新民俗”，比如花朝节。
但是以上的实践活动还远远不够，汉服运动的目的是汉服文化的正常化、生活化、社交化。这个目的不是指汉服替代西装，人人穿着，而是作为现代人的一种很普通的着装选择，重新确立为汉族人的民族服饰。终极目的是成为反映现代中国时代内涵和精神气质的文化载体。
这种追求和继承，可能会有偏差，可能会有弯路，但是是符合现实的，因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追求和继承传统文化精神的道路有千千万万条，复兴汉服是其中的一条。那么也就没有必要独独苛责汉服徒具形式。
该观点认为，形式不一定反映精神，或者不一定那么重要地反映精神。服饰文化只是一种很小的文化内容，并不是反映传统文化精神的主要渠道和主要形式，还有更为广阔的文化种类和领域，文学、艺术、法律、政治和科技，都可能比衣服更重要
换句话说，如果认为现代汉服是一种反映传统文化精神的载体，那么也是一种不重要的载体，因为衣服不重要。大概在介绍中国文化的末尾附带提一句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广泛而持久地开展复兴运动。但是事实并非如此。
衣食住行，“衣”排在第一位，从原始社会到今天，服饰在社会生活中，从来不是可有可无的文化现象。从古代“别尊卑”的阶级等级性，到今天大牌奢侈品的消费主义，服饰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从科学角度来解释，人类获取的信息70%-80%来自视觉。人们在社会交往中，对方的穿着打扮占据了视觉信息的相当大的比例，所以才有“第一印象”“认衣不认人”等固有说法。正是因为现代社会需要具有民族性、传统性服饰，然而又出现了尴尬的空白，才引起了广泛的思考和讨论。从宏观的角度讲，衣服是重要的，文学、艺术、法律、政治和科技……无论比衣服有多重要，依然否定不了衣服在人们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这是因为从整个社会来讲，有着极端复杂的不同维度和不同角度，事物的重要性不是线性排列比大小，而是在不同维度中的综合体现。所以不能因为在某个社会层面讲，A事物重要性比B事物重要性大，所以就直接判定B事物在所有社会层面都不重要。
至于说，对于只需文本记载不需提倡穿着的观点，则把文化当成了博物馆里冰冷的陈列物，与人们活生生的生活之间隔着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段德智说：“从生成论的角度讲，乃是因为唯有存在或存在活动才有可能使潜在的本质转化成现实的本质。” 一种远离生活的文化，永远是死文化，是僵死的状态，无法与时俱进，无法演化更新。汉服运动在做的事情，就是把汉服潜在的本质（应该是汉民族传统服饰）转化为现实的本质（实际就是汉民族传统服饰）。
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形式有可能错误反映内容。更有可能错误地反映精神。假设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提倡汉服的本意是为了弘扬传统文化精神，但是实际上却弘扬了“女德”“皇权”等封建糟粕？
这个问题可以换成：“刀子既可以切菜又可以杀人，那么是否该弃用刀子呢？”
的确无法阻止别有用心之人利用汉服复兴的热度，开展各种宣扬封建糟粕的活动。有一句俗话说得好：“田里不长庄稼就长草。”精神文化领域不去占领，就会有各种牛鬼蛇神去占领。汉服这个文化形式本身是客观存在的，是所有人都可以解读和使用的公共资源。显然我们不能因为1%坏的可能性而否定99%好的可能性；更不能因为1%的错误和失败，而否定99%的努力和成功。同时“劣币驱逐良币”也说明了正面弘扬、复兴汉服的迫切性和紧急性，假如当全社会上下都形成了分辨传统文化良莠的正确观念，那么就不用担心汉服沦为了封建糟粕文化的棋子。
该观点认为，汉服只是一件衣服，在衣服上附加“华夏复兴”等等宏观命题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事实上，企图通过某种形式来宣扬某种精神，并不成功。穿汉服的绝大多数人并不懂背后的传统文化精神，也没有兴趣去懂背后的传统文化精神。从这一点讲，汉服运动没有达到目的，说明方法是错误的。
这种观点的潜台词是把传统文化精神树立为一种绝对意义上的标尺，是不可以移动的圭臬和裁判用的标准器。似乎传统文化精神就是固定站在终点线的等待被人靠近、继承的死物。
章启群在《意义的本体论——哲学解释学的缘起与要义》中叙述道：“他（伽达默尔）认为，理解不是主体对于本文的一次性读解行为，而是一个‘事物本身’和我们的前判断或偏见之间的无穷‘游戏’过程。因为本文与理解者的历史间距是无法消除的，所以，‘理解本身表明自己是一个事件’。本文的意义因此具有无限的可能性。当本文的意义和理解者一起处于不断生成的运动过程中时，就构成了‘效果历史’，即理解者和本文相互作用中所产生的历史的真实和历史理解的真实。”
从这个角度来看，无论是嬉戏的还是商业的，无论是过传统节日的，还是举办冠礼婚礼的，都是在用自己的理解方式共同构建意义。最大的意义就在于现实的进行，是每时每刻都在生成汉服文化的血肉和文理，反映的是作为“此在”的人对传统文化及其精神的理解，这些理解与传统文化的历史遗存相互作用，产生了历史的真实，和历史理解的真实。既然都是真实，那么就没有理由去苛责。
汉服提供了一种文本，是历史真实，而今天的人们，要对其置于生活中地理解，这种理解是一种继承，更是一种超越。三百年来，因为与现实生活隔绝，人们把汉服文本逐步理解为“古装”“戏服”“和服”，今天的人们在做的事情就是重新理解为“民族服饰”“礼服”“时装”，这是一种意义探索的过程。当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实际应用汉服时，本身就是一种传统文化精神和内涵的表达。
此外，这种观点还把传统文化当成了仅供少数人染指的阳春白雪，潜台词中认为普通人没有可能接触传统文化这种缥缈云端、只有极少数人才能掌握的“高级知识”。这种观点还是认为现在是前工业时代，大众依然是处于被“教化”——而且还很肤浅，不愿意被“教化”的状态。
事实上，汉服运动的兴起，反映了国民教育的普及，是完完全全工业化的产物。前工业时代的社会，靠政府的行政力量强制性地进行移风易俗，而今天纯民间的自发服饰文化，则反映了国民基础教育、社会影像共同作用下的集中反馈。这是典型的工业化社会的特质，是“一种与历史文化变迁相关，根植于人类深层意识的心理的建构”。简单地说，不是因为大众无知无识，我们才想要用形式上的东西去引导大众学习知识、继承精神；相反，恰恰是因为社会大众已经有了基础的国民教育之后，才会普遍支持汉服这种文化形式。
该观点还认为，形式是可以被替换的，即便汉服能够体现和作为传统文化精神的象征物，也不是唯一的符号，随着时代变迁，它随时有可能被其它符号所代替。
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说道：“现代化所带来的非西方社会权力的日益增长，正导致非西方文化在全世界的复兴。”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提到的均是“本土化”，从来没有听说过韩国掀起复兴古埃及文化的浪潮，也没有听说过中东发起复兴印第安文化的运动。所有国家和民族都是从自己“历史记忆”中去寻求“传统”的依据。众所周知，中国号称“上下五千年”，那么历史记忆不应该低于5000年。既然如此，理所应当从5000年的整体历程中去寻找传统依据。
在中国，这种本土化的思潮，可以理解为费孝通所说的“文化自觉”。“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
正如楚艳所说的“知来处、明去处”一样，只要涉及到“文化自觉”，就必然要去回头重新审视来路，我们祖先留下的足印是客观存在的，不容篡改和抹杀的。
那么，中华历史上服饰文化体系种类繁多，为什么就一定会选择汉服作为汉民族传统服饰的外延，而不是其它？西装中国化之后，也是可以作为文化符号使用。中国文化中讲“变易”，一直都在变动，只要内涵不变就可以了，形式符号都是可以变化的，为什么要强调汉服形制的相对稳定性？
这是因为汉民族传统服饰问题，不是今天才提出来的问题，而是一个持续了三百多年历史的历史遗留问题。汉服首先必须先要成其为汉服，才能再谈其它的问题。现实生活中，截至目前，只是有了一种持续不断的呼声，但是作为服饰文化体系的现实重建，还有着遥远的路程。
其次，符号可以变更、代替，但是汉服是一种复杂的、庞大的服饰文化体系，服饰体系是一个整体、是一个系统，与服饰元素等单独的符号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每个字都有着千变万化的字体和演变，但是很难想象，整个汉字书写系统被全盘推倒，被整体取代。同样道理，袖子可长可短、裙子忽高忽低，但是不能否定历史上存在汉民族传统服饰文化体系这个事实。
再次，“传统性”可以理解为事物的“重演”。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说道：“所谓‘重演’，是指生物机体的个体发育与种系的原始发生之间在过程上有一种相似、重复或再现的关系。由于这种重演，种系的基本特征和本质规定在个体的结构和功能中得以保存、巩固和再现，个体则由此获得与种系的相似性质和继承关系。”根据以上论述，既然我们要“继承”“传统文化”，那么我们所表达出来的文化就要与传统文化有着相似、重复或再现的关系。既然我们整个传统文化的发展历程是有5000年，那么我们就要从这5000年的发展历程中浓缩出文明的节点，而不是就近或另起炉灶找一个符号来代替。
最后，作为民族服饰，是基于国家、民族等宏观层面来讲的，那么形制自然要有相对的稳定性，体现出典型特征，在保持基本框架的前提下进行服装设计。从来没有听说过哪个国家和民族的传统服饰像T台时装一样变幻莫测的。
那么复兴汉服到底体现了传统文化精神了吗？
正所谓量变到质变、个性到共性，某事物体现了某精神，往往需要一段时间的沉淀后回头的总结，是在更高层次的俯瞰。汉服运动是普遍的个体实践行为，极为分散和零碎，可能这个人体现了一星半点，那个人体现了一鳞半爪，可供观察的样本还不到20年，只有站在整体的高度和足够的历程回顾，可能才够做出恰如其分的结论。
文化实践的过程是漫长的，甚至需要花费数代人时间的长期过程，无法“立竿见影”、无法“瞬时回馈”。现在就给汉服运动下结论显得操之过急，这是因为：
2、汉服文化消失也是经历了一代人的时间，而逐渐消亡的，那么复兴更是需要漫长的过程；
3、 现代社会重构汉服文化体系，就意味着广泛的、日常的、持久的应用和实践，伴随着无数人、无数次的尝试、试错和思考。这一切都需要时间。
但是，现代汉服复兴运动已经兴起和持续了十六年，至少体现和反映了一点传统文化精神，即锲而不舍的精神。
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十六年的汉服运动，体现了锲而不舍、金石可镂的精神，正是现代人特别需要继承和发扬的精神。
从这个角度讲，复兴汉服，是形式，是外在，更是具有美好精神内核的社会现象。
作者：张梦玥
编辑：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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